（苦荞的几句闲话：这是我见过的关于《让子弹飞》的影评中最好玩的一篇，看来大家都在或明或暗的清醒着。诚然所有人都不希望革命，因为革命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充满暴力的、要附上流血代价的，可见宪政对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啊。忽然想起波兰总统以及议员、高管等整个政府领导核心成员们坠机之后，就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波兰的菁英和中坚毁于一旦。国内媒体急冲冲跑去波兰，却并未见到预想中的“政府可能会乱、国家可能会乱”，负责人镇定的回答中国媒体说：还好，我们还有宪法。确实波兰的国家运作一切如常，在这个事情上看到“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民主宪政制度比总统个人更重要，也比政党群体更重要。”
我喜欢我们国家的《宪法》，我的愿望是这部《宪法》真的管用。）
让子弹飞：宪政还是革命
作者：信力建
《让子弹飞》不经意间刮起了一股政治癫狂的旋风，众多的解释都因为现实的苦痛经验而一边倒的向老毛指出的方案倾斜：“造反有理”。造反有没有道理？肯定有理，有理是相对于一个绝对没理而朴素存在的。影片从一个绝对没理的点——买官——开始，县长买官目的只为了上任后和当地恶霸同流合污捞钱，欺压百姓。而土匪张麻子进入鹅城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改变这个长久以来的无耻规则，“不去富人身上赚，却要在穷人身上赚？”、“早他妈没有皇帝了，没有人值得你们下跪，我也不值得！”“老子来了就做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应该不难想象麻匪会要公平，弱势群体急切需要公正，“共匪”以前也是把公平挂在嘴上的，当他喊出这些的时候就已经占据了正义的制高点，由他领导的造反难道没有道理？他的道理最后在所有人的行动得到了充分地验证，被欺压被代表的鹅城老百姓一拥而上，用血洗爆炸实现了对于不公平的抗争，荧前幕中的人都在这一刻被那巨大的快感冲击所填满。
当面对极度不公正的时候，恐怕没有人能用理性来分析选择，当钱云会的头颅被碾下的时候，就连推崇宪政的贺卫方老师都喊出了：“国将不国”。造反是情感喷薄而出的道理，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也不想无缘无故成为革命者，必须记住的是革命者是荒淫的执政者培养出来的。上街游行示威的学生是否革命者，静坐抗议的宗教人士是否革命者，媒体上的异议人士又是否革命者？当黄四郎把这些理性的批判者同时又是稳定社会的力量一一剪除的时候，等待他的就将是如潮水般愤怒而决绝的革命者。执政者有多残暴，革命者就会用等值等质的暴力进行反扑，修墙筑堤后必然是全面崩溃。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黄四郎的暴政，鹅城会发生全城针对暴政的暴动吗？像黄四郎这样自以为聪明、无所不能的执政者不仅愚蠢而且血腥、不仅血腥而且无耻、不仅无耻而且无赖，不仅无赖更是禽兽不如，就这样，朴素造反尽管有理，从一开注定只会是下降成为人和禽兽不如的东西之间的关于底线正义的战争。
子弹从革命者的枪口飞出，击中独裁者的时候，让人悲哀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底线正义回归到人类常识层面的希望，而是继续停留甚至倒退，影片中的鹅城最终只剩下暴民的狂欢，大家玩命地抢东西、放火、杀人，有关公平规则的建立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张麻子似乎也无意建立一套和平理性的议事规则，让所有人能平等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是转身远离是非之地。这一幕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再常见不过了，造反者最后被造反所淹没，从前的顺民在造反的刺激下退化成暴民，造反不知不觉走向了最初有理的对立面，几乎所有革命的结局都不可避免的演变成更为残暴的统治。正如托克维尔200年前的感慨，官员们不懂法国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发出猛烈激情，就会变成最野蛮的民族。
因此除了革命的剧本外，我们更愿意见到网上流传出的另外一个版本：汤师爷死前流泪劝谏张麻子“可千万不能让鹅城再流血了”，张麻子因此深刻认识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重要性，自己把队伍里的的枪全砸碎，然后走到黄四郎碉楼前散发《鹅城宪章》。黄四郎的爪牙门出来对张麻子一顿暴打再绑去关水牢，但张麻子仍然嘶哑着嗓子高喊“我看见了黄四郎的进步！”“我没有敌人！”鹅城百姓受其诚心感动，集体在黄恶霸碉楼前跪成一片请求释放张麻子。最后黄恶霸被“集体下跪请愿”逼到无法可想的地步，只好良心发现，主动散尽家财和百姓共建和谐鹅城，并当众宣布自己隐退后由张麻子接班。
大团圆的结局：张麻子及黄恶霸共获“挪被窝合欢奖”。
中国国民的良好愿望并非空穴来风，已经有不少人在千辛万苦中推动宪章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无数次革命的教训也让国民的智商日益提高，谁都知道广场斗争和革命不一定能带来持久的幸福安定，只有宪政才能维护人们包括执政者与生来具有的权利。但是让人无法理喻的是黄四郎们对于宪政的恐惧远远大于对于革命的恐惧，执政者的思维似乎还停留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而自己有枪的流氓思维中。这也是后威权政治的特点：“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既找不到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不想放弃凌驾国民之上的特权，所采取的方式只能是编造一个又一个愚蠢至极的谎言和动用赤裸裸的武力相以威胁。
还有一些人可笑的认为只要国民填饱肚子就会温驯如笨鹅，不会铤而走险。对于财富的增加和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有着详细的分析，他说：“一方面是一个民族的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刺激这种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法国大革命前有一个奇特现象，国王宣布说：“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于劳动权的法律均违背自然权利，均当被视为无效的法律”。“几个月后，损害劳动者的行会和劳役制度又重新恢复。这种对苦难的叙述使人民激愤起来，在人民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从鹅城的现状来看，一方面大量的私产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产被私有化，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这种自相矛盾的财富积累和分配将大大加剧革命的到来。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有其名资本权贵行其实；高喊依法治国者天天践踏法律；政府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另一方面国民因言治罪比比皆是；一方面说劳动最光荣，另一方面劳动者却被打入社会底层。此前对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变得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种种乱像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前夜，与今天我们所处的鹅城何等相似？这一切都只能拜执政的黄四郎们所赐。
革命多变，宪政稳定；革命唯感性，宪政凭理性；革命因道德而荣光，宪政因制衡而长存。革命守护最后的正义却不是最终的目的，从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到台湾的和平转型，为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实现稳定转型，宪政无疑是首选。宪法的权威高于政府的权威，政府只能根据宪法的条款进行统治并且受其限制，即宪法规范具有至上性；政府的建立必须经过公民同意并受其统治，政府存在的理由仅仅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宪政能通过一套制度设计，使得政府受到限制并通过建立相互制衡的合理的分权制度来行政。
从革命到宪政是一条漫长曲折之路，我们曾经丧失了太多机会，从汤武革命开始，中国几千年都没有选对，这一次也让人无法预料。张麻子告诉黄四郎：“没有你对我很重要”，革命者能很轻易的说出这种非此即彼的话来，但是宪政主义者的回答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同等的重要”。原本一个政党的命运并不重要，但是目前的鹅城，政党利益与民族国家前途却被荒诞的捆绑在了一起，如果执政者不能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至少要认识到：民众的善良不是迂腐，民众的忍让不是懦弱，国民暂时的被代表不是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理由。否则，在宪法的正义立于每个人的心里之前，子弹的正义随时都会飞出来。
